第十四章　哲学上的探索者

“……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第一节　失败的哲学家

是什么动机在驱使乔治·索罗斯呢？

金钱？极少有朋友和助手这样认为。“如果让他再赚10亿美元，”他的挚友柏荣·文 说，“也不见得使他很开心。第一次赚到10亿美元就并没有让他特别高兴。”

当然，金钱会给他带来快乐，不过不是很多。乔治·索罗斯这个人太复杂，他的思维不 仅仅局限在这一空间。不管有多少钱财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银行账号，他也不会像一个贪图 安返的人那样对此心满意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和90年代其他许多富豪一样。

对前几代人，非常富有就意味可以自由地打发时间。他们样霍时间，无所事事。但是， 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萨普霖所指出的：“富人不再追求生活安逸，工作已成为他们社会形 象的一个极为主要的部分。”

至于他们所喜爱的社会形象的象征——豪华宾馆的套间、快艇和私人飞机已经取代了别 出心栽的房屋、花园和公园。但是，新生富豪与前代富豪的最大区别在于流动性。除了生活 的安逸外，索罗斯还追求其他东西，他觉得坐飞机比乘快艇要舒服得多，宾馆套间比巨大的 宅第更适用，全球环游比坐在池塘旁更能赚钱。

索罗斯区别于当代富豪的一个明显之处在于：在一定意义上说，他过的是知识分子的生 活方式。除了卡尔·波普的著作外，对索罗斯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有两本书，这两本书深奥难 懂但让人折服，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写的《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 利高里·贝特森写的《走向精神的个体生态学》。索罗斯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投资家，而 且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这样说更准确，一个偶然成了投资家的失败的哲学家。1992 年秋。在牛津大学，当他被接纳为司法院的捐助委员会董事时，他要求被列为“一个金融和 哲学领域的探索者”。“我确实很喜欢被看作实践性的哲学家，”索罗斯曾经说过，“不 过。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样，他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么，他 通常被人认为是“匈牙利企业家”、“经营管理专家”、“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一次 被当作“全球金融业的坏男孩”（《华尔街日报》，1994年6月1日）。他力图不让人贴 上边个标鉴。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称他为“国际慈善家”。他自己 却认为：“如果我不能称为一个哲学家，那么，至少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谋求别人的尊重——通过自己的精神，通过自己的理论观点，通过自己 对慈善事业的努力而达到的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把自己称为一个哲学家，而没有做其他什 么事情。人们可能不会多说什么。他不止一次他说过，在华尔街地区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 议论的对象，对他的严厉指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管区是一个非常适合赚钱的 地方。但是，除了索罗斯办公室附近小范围的人以外，这里的居民对他毫无兴趣。“我不愿 意花很多时间和股票市场的人们在一起，”他向新闻记者唐·多福门吐露，“我觉得他们讨 厌。”他说，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觉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资活动，专职进行哲学研究，或许他会非常高兴，但这根本不可能。在华尔 街地区，他曾为此失去太多。如果赚钱不会自行结束，这倒可以给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们 提供实践的机会。

固然，赚钱对索罗斯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选择了这样一个职 业，而不是学术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过，他逐渐地习惯了。“很多年我都拒绝把它作为我 的职业。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现在，我很乐意去接受——事实上，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事 业。”80年代初，有人间他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经营家感觉如何，他承认“感觉非常 良好”。

在华尔街地区，不管他怎样地因为经营良好而感到满意，索罗斯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 快乐。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资决策，这使他极度苦闷。“我完全投入这一工作，但这确实 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一方面，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市场中如果作出了错误决策，我得忍受非常 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意为了成功而把赚钱作为必需的手段。为了找出支 配我进行金融决策的规则，我否认我已经成功。”

投资问题之所以让人如此痛苦，索罗斯有一次作过解释，这就是因为它带来损失。而 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赚钱而又不想承担亏损的风险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经历的 “个性转型期”，就是他认为赚这么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这一观念导致的结果。

正如思想家们所经常担心的一样，索罗斯担心财富的积累可能会对他产生坏的影响，使 人颓废堕落，而且，人们关注他是否仅仅因为他拥有如此多的钱财。“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 功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我最大的危险在于：因为我拥有巨额资产，在这个过程中，我也 成了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个性转型期差不多是一个解救办法。

第二节　享受人生

他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有四处上好的寓所：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长岛的南安普顿， 一处在纽约的伯德福德，还有一处在伦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节俭的，既不 抽烟，也不喝酒，似乎对大吃大喝也不感兴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经常在办公室之外看到索罗斯。索罗斯的情 趣爱好并不是故作高雅，他说他喜欢戏剧、音乐，但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 他喜爱服装，每次出门穿着都十分得体。

“我过去喜欢收藏，但确实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993年他对一位记者说，“我喜 欢舒适，不过，实实在在地，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国外参观慈善机构，特别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罗斯都避开司机或保镖。 参观大学校园时，有时他呆在学生宿舍里，有时候他乘出租汽车，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他步行 走完几条街道，有时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索罗斯拒绝过一个亿万富翁的生活，给许多朋友留下一些趣谈。泰帕·威姆是一个匈牙 利知识分子，负责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机构。有一次，他们坐在匈牙利社科院的大楼 里。

“我怎么样可以到那所大学？”索罗斯间。

“你可以乘出租车。”威姆告诉他。

“为什么不乘有轨电车？”索罗斯严肃地问。 索罗斯并不是吝啬，成姆解释说，他很务实。在那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有轨 电车是最快的方式，那为什么不坐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顿的房子是一栋石灰粉刷的，盖着西班牙式瓦片的别墅，带有游泳池和 网球场。19oo年索罗斯在这里举行了庆祝他的寿辰的舞会。有一个客人说，彼邀请的5oo 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百万富翁”。

索罗斯试图给人一种生活节俭印象，不过，这有时候让人产生一点误解。从南安普顿到 曼哈顿他的四处寓所之间，有水上飞机，但是没有快艇、也没有劳斯·莱斯汽车。索罗斯旅 

行时，一般乘商业航班（商业阶层）．较少用私人飞机。有一次，索罗斯很想买一架飞机， 这样从纽约到欧洲来来往往就更方便。他问柏荣·文对此怎么看。“这个想法不好，”文告 诉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飞机，你就会知道，只有驾驶员想用飞机的时候，你才能用飞 机。”文建议他什么时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飞机，索罗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些人认为，索罗斯特别腼腆，不过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文说：“他喜欢生活在根舒 适的地方。乔治不会带你到处看他的房子并对你说：‘瞧、这一口钟，或者这尊塑象，或者 这幅油画。’他槽得物质享受，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他喜欢把人带到家里，为他们提供美 味佳肴，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方便。”

他经常举行舞会。有时候他会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苏栅要邀请一些朋友共进晚餐“多 少人？”苏姆马上会间。“哦，可能50或者75，”索罗斯会作出反应。然后，苏栅就亲自 为70个持不同意见的俄罗斯人及其伙伴准备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会在纽约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晚会。夏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索罗 斯都会在甫安普顿消近，对他来说，这些晚会和商业会议、社会活动一样重要。文参加过一 些这样的晚会，他观察到索罗斯人缘很好。他跟每个人打招呼，能够记住他们的姓名。参加 晚会的人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打冈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员。那里人很多，让他应接 不暇。通过这些活动，他往往能有所得。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彼此接触。

正因为具有爱好社交活动的天性，索罗斯不喜欢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处于流动之 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维，和那些正从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 往。总之，他想去实际上也正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在生活中冒险。这也就无怪乎他讨厌商 人，也讨厌处理家务了。

第三节　自命不凡

他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人，是一种对生活赋予了特别目的的人。我们会记起，这就 是那个在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 “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 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 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 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 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 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 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 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 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 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 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 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 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 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 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 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 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 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 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 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 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 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