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李振宁获得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被选拔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负责股份制的国际比较和借鉴。
1986年，他作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成员专程赴日本考察，与日本大藏省证券局、东京证券交易所、野村证券、日兴证券等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
回国之后，在1987年10月，李振宁来到香港，任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客座研究员，他抵港没几天，就发生了国际股市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背景是：纽约股市经过夏季连创新高后，在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开始下跌，当日跌逾91点（约5%）。之后的周一，即1987年10月19日，香港恒生指数一开市即受纽约影响，恐慌性下泻120点，全日收市共下跌420.81点，收市报3362.39点，当日跌幅超过10%。
受香港暴跌影响，各亚太地区股市开始全面下泻，效应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扩展至欧洲市场，最终绕地球一圈回到纽约，在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幅下跌508点，跌幅达到22.61%，纽约股市市值一日之间消失了5600亿美元，此轮股市下跌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随之而来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
当香港恒生指数从3900点跌到1800点时，李振宁回忆说：“当时中国还没有股市，我虽然研究了美国、日本、香港的股市，但还没买过股票。到香港工作，给了我一个亲身参与股票买卖的机会；港股大跌，提供了入市良机，所以我从在美国工作的妹妹那儿借了5000美元，生平第一次买进了股票。”但在当时，李振宁就表示，一定要买业绩稳定的蓝筹股，“因为那时候股票还是有纸化的，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过户，在此期间，如果你买的公司倒闭了，你的投资也就泡汤了。”
在这次简单的操作中，李振宁赚了60%，用时仅为半年。
之二：第一桶金
1992年，李振宁回到大陆，他参与筹备一家注册资金为1400万美金的公司，并已被内定为公司的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但当公司正式成立后，他却选择了离开，独自下海，投身于刚刚萌动的中国证券市场。促使李振宁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第一，由于前几年的研究和实战，他对股市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入得多；第二，李振宁自己这样说，投资股票不用走后门搞关系，这种方式比较符合他直爽的性格。
在深证综指还在100点左右时，李振宁开始大胆介入国内股市，当时，他以3.75元的价格买了5万股宝安权证，两个月后，深证综指翻了两倍达到300点，宝安权证最高时涨到每股23元。这一年，李振宁还做过几次类似的投资，初始投入的20万资金迅速增长到500万，李振宁初战中国股市告捷，也积累了自己投资生涯中的第一桶金。
之十一：我的财富观
从李振宁自己的角度讲，成立公司的意义主要是做事，不是赚钱。
“钱，我自己十年前就够用了，1996年就买了二十多套房子，不缺钱。”他说。
这么多年过来，李振宁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几件很自豪的事情：一件是组织翻译《短缺经济学》，这项工作是他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他的硕士研究论文《科尔内经济思想研究》，包括他组织翻译的科尔内先生的几本著作，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也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
第二件事情就是后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给国家改革出谋划策，参与了农村改革，城市商品价格改革，促动了部分改革的理论被应用到实践。
第三件事情，也是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李振宁是最早提出改革方案的建议者之一，并推动自己的方案付诸实践。他认为这是中国资产定价权的改革，从此中国资产将由市场定价，中国的国民财富将迅速膨胀，必将带动中国人理财意识和财富观念的转换。
李振宁认为，赚到的钱最终还是要还给社会的，只是今天捐还是明天捐的问题。人们的观念都在变化，新一代人在慢慢成长起来，比尔?盖茨的孩子和巴菲特的孩子会以拿父辈的钱为耻，父辈会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学习、锻炼，他们也认为不能靠着父辈过活，而应该靠自己的能力赚钱或者闯出一番事业。“绝大部分钱还是要捐给社会，只不过我们过过手而已。”李振宁这样定义自己的财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