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许多刘波式的商人，他们在现有的框架里左冲右突，寻找商机，一旦发现缺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获取利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条块分割十分严重。而在垂直领导的体系中，很容易存在信息传递失真以及信息交流中的不对称问题。这就为不法商人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有利条件，使得他们钻空子的魔术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即便发现了商人可以利用的漏洞，也往往无法及时修补。
金融企业也是一样。当前我们的国有银行摊子过大，地方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在商业谈判和诉讼过程中，很难从商业角度及时地做出判断。再加上领导层的不稳定，商业银行与行政机构毫无二致。解决商业银行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让国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成为独立的金融企业，它们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中央政府可以集中优良资产，成立国家级的崭新的金融企业，以应对跨国金融企业的竞争。
当某些商人对自己的上层背景津津乐道时，我们可能忘记了，正是庞大而又多层的管理体制给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保护伞，如果能够建立更加透明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架构，如果能够建立畅通的信息发布、整理和分析系统，类似诚成文化公司这样的贷款事件就不会出现。
刘波先生走了，中国儒商似乎进入了黄昏。然而，只要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所在，及时加以调整，灿烂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3、宋如华掌控的托普系，从专业化的资本运作分析：是典型的扭曲地走向虚妄。宋如华早年资本运作成功是虚拟经济的成功，搭建了一个可以进行企业大发展的资本运作的大平台，圈来了大量的资金和优质资源，可惜的是宋如华没有能力让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产生效益，迷失在自己虚拟王国里，只知道从外面圈钱圈资源，却不想办法让这么庞大的资产产生效益。朋友们想一想，100个亿的资产如果盈利10%，那就是10个亿的利润。如果亏损10%，那就是10个亿的损失，而宋如华能作的是只能是让大量的财产不断地亏损，却无法让企业产生盈利。宋如华的失败是败在其没有能力管理和经营这么庞大的资产上。而不是资本运作的错。试想一想，当地政府给宋如华的土地成本是非常低的，宋如华如果能经营好的话，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的，而宋如华是一味贪多求大务虚，而没有把到手的大量优质资源和资金盘活，让其增值。宋如华的失败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失败，而不是资本运作。对于后来的企业家进行资本运作的扩张，宋如华的前车之鉴，是可以警醒后来人的。
4、杨斌善于观察政治变局并从其中捕捉商机，因此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杨斌起步时，正值东欧风云突变之际，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将眼光盯在波兰。1990年波兰总理瓦文萨上台后，波兰变成了东欧自由贸易区，而杨斌此时已经进入了波兰的服装业，并在波兰抢注了该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公司，然后大做跨国倒爷，把中国大量的轻工产品，例如鞋、服装、布料等，从江苏、浙江、北京运到波兰，再以5倍以上的价格批发。
但杨斌真正的财富积累是在资本市场上。由于杨斌是外籍身份，他和他的公司难以在国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和发展，便于1997年绕道四川，以“买壳上市”的方式开始了A股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