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公司定息债券部门成立后，定息债券及票据营业额发展速度惊人，1995年约674亿港元，1996年则增至1430多亿港元。尽管这些债券是协助有关公司发行的，没有赎回责任，但按一般惯例，发行债券的投资银行往往要做自己发行债券及票据的“庄家”，以保证债券及票据可随时成交。证券商一般不把这类债券作为长期持有资产，而是通过买卖账户入账，1996年集团的此类资产达731亿港元，1997年更是大幅度增加。由于坐庄的资金大多来自银行借款，不可能把全部债券及票据都通过对冲交易保值，只能部分地做对冲保值，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百富勤1996年上半年曾获得113亿港元营业盈利，到11月中宣布前10个月业绩时，营业盈利已下降至不足9亿港元，反映出其间由7月至10月4个月内有逾23亿港元营业亏损，其中包括为东南亚债券业务所做的6500万港元准备金。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百富勤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称该集团在印尼的借贷和投资将近6亿美元，由于印尼盾的持续下跌，这些投资和贷款发生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定息债券（这些债券以有关国家货币计值，到期由发行公司以美元购回，百富勤负责推销其他机构投资者）损失惊人，账面损失高达10亿美元，约合775亿港元，加上其他部门的亏损，总损失达100多亿港元，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但百富勤两位创办人梁伯韬和杜辉廉不气馁，积极寻找新的投资人和新项目，挽救百富勤，并在1997年11月16日宣布与瑞士苏黎世集团达成入股协议。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1月前后，金融风暴蔓延到香港和台湾，进而刮到韩国与日本，亚洲经济面临崩溃，苏黎士及时收手，宣布取消入股百富勤，把百富勤推向绝路。1998年1月，百富勤被强制清盘。
从许国鸿与百富勤的故事中，人们一定能看出信任在资本市场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如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的：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企业何尝不是各种信任关系的总和呢？假如许国鸿的亲朋好友在股市跌入谷底之际能够一如既往信任这位南京股神对股票价值的判断能力，咬紧牙关追加资金，从2006年初的1180点到2007年9月底的5500点，股市上涨了366%。不仅许国鸿的女儿许桢不会被深爱自己的父亲掐死，他们自己也能发大财；假如西方的任何一家投行能够信任当年时运不济的“红筹之父”——百富勤投资，他们就不必在这一轮沪港股市大牛市前临渊羡鱼，远远地、慢慢地编织鱼网，等待着中国监管当局施舍一个与国内二流券商寻求合资的机会。
人生不能假设，历史无法倒退！不过，可以大胆地断定，许国鸿的亲友们绝不会是最后一批大义灭亲的股民们，更多的瑞银们也会错过“红筹之父”这样的千里马。
